最近，政策研究竟可以成為城中熱話。這或許要多得邵善波先生，他把沒有人關注的題目都炒熱了，間接幫助推動社會對研究的討論。
若非得邵先生炒熱議題，恐怕城中大部份人都不知道那筆為數二千萬的研究經費的存在，更惶論其運用。對於這筆經費未來的用途，我當然十分關心，但它在過去的分配和使用，並非就沒有問題。
先說說以往的分配機制。自從2005年成立「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」開始，這筆錢每年出自中央政策組的財政預算，並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負責分配。跟其他研究撥款一樣，研究課題及撥款申請由學者提出，這種安排等同每年給予學術界額外款項進行政策研究。
這幾星期的公眾討論中，大家一直關心這筆錢從學術收歸中策組會否影響研究的獨立／中立性，這種擔心無可厚非；但正如我過去在不同相關場合說過，我認為即使過去的分配方法，從整體社會發展而言，仍然欠策略性。多達二千萬的資源，最多的一年亦只能支持20個研究左右，最少的一年不到10個。除個別政策部門及政府統計處的資源（全集中在政府手中）外，全社會的其他研究資源，就全部集中在八間大學裏。
研究由學術機構進行無可厚非，但資源集中在學術界，亦並非沒有問題。
首先，社會其他團體或持份者長期缺乏資源，他們的研究能力無法建設起來，另一方面，即使他們主觀上覺得政策及服務研究重要，但客觀上研究仍然是被忽視的工作。
研究能力不足，公民及團體在社會最前線的觀察未能組織及反饋到政策制定過程中，容易造成政策及服務與市民生活需要脫節。 從管治角度而言，公民社會缺乏研究，對他們參與政策討論的質與量都有影響，政策的認受性不容易建立。
拓展政策及服務研究資源，是我們推動業界服務研究的一項工作。以現時的情況而言，公民社會在研究方面的資源十分匱乏，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有限的資源背後，只靠一些零散的資助或內部資源節省和人手調配，缺乏一個比較穩定、理性的資源機會結構。
我的夢想，就是：（一）政府在公共政策及服務研究方面的策略，除了進行研究外，亦應注意研究能力建設，促進社會更廣泛的參與研究。為此，政府應該考慮撥出一些資源，讓公民社會可以理性參與社會政策及服務的研究及討論；（二）獨立的政策及服務研究，不應過份依賴政府資源，公民社會必須能夠建立起不同的、獨立的資源結構，長遠支援獨立的社會政策及服務研究，為整體社會發展貢獻。
前者，要看政府的意願；後者，則靠你和我一同努力。如何促成此事，日後再談。
2012年12月17日
